2023年1月11日 星期三
2019年8月26日 星期一
禮物
有一陣子我很希望病人們帶食物給我
而且是門診早一點的時候帶來，不要太晚
當然，從早上8點開始看診，直到下午3點
肚子會餓，但憋尿的問題更甚
所以我不太喝水和吃東西
但是如果有病人帶了食物來，尤其吃得粗飽的那種更好
我會很開心，然後在心裡期盼著某些人來
像是他
可能是在監獄認識的他
不管是因病而貧或因貧而病
總之因為偷竊了食物而入獄
這聽起來有些老掉牙的劇情，卻在監獄看診時還常碰到
出獄之後他來門診
我們不會以「吃藥有沒有副作用?」或「最近心情怎麼樣」開頭
通常我問他現在住哪裡
「住橋下。」
在做什麼？
「做粗工，一天1000塊。」
然後你花幾百塊來看診，我心裡想著
挽起上衣，他給我看肚子
「做工的時候，老闆叫我切割，可是我沒有經驗，被鋼板劃到肚子」
我端詳那個大概十公分，赭紅的疤痕，蹲踞在左下腹
「去看醫生，休息了一個月沒工作，之前工作的工錢都花完了」
是的，沒有勞保的臨時工，一天沒有工作，一天沒有飯吃
沒有職前訓練，沒有安全措施，工傷花光了他所有的積蓄
我檢查他的殘障手冊過期沒有，津貼領到了嗎？
「里長知道我在橋下，他會通知我去公所。」
有沒有吃飯？
「有啦，一天一粒便當」
記得啊，先買便當，不要先買酒
我心虛地推薦他一些康復之家，冬天來之前，先去看看吧？
他搖搖頭，「不自由啦。」
我遞給他前面病人帶來跟我分享的包子、煎餃、或葱油餅、水果
他笑笑地收下，揣在一年四季都穿的同一件外套裡
我在心裡暗自希望，三個月他後回來，身上不會再多一條工傷疤痕
2018年6月30日 星期六
江湖在哪裡
要不是政客們鬧得沸沸揚揚
我不會有機會認識吳音寧這個人
不會有機會讀到這本書
台灣農業史的記錄-以左派觀點
左派到令我在讀的時候 幾乎能一邊聽見資本主義信仰者的批評
「反國際化、反自由貿易、反自由市場、反現代化、反經濟發展…」
在這本書裡我認識了楊儒門是怎麼樣的人
在我大一、大二時「聽說」過的名字
我回憶起在陽明大學圖書館借的那套台灣文學全集裡的人名
「林雙不、洪醒夫、吳晟」
與那幾本看了讓人義憤又心酸的故事
「江湖在哪裡」讀來，也是這樣的心情
深深體會農民的氣憤、無奈
深深體會窮人的無望、無助
還有「俠客們如何行俠仗義、奸人如何諂媚卑鄙」
這是一本以農業為主題的台灣史
而讀完以後，才能了解那些批評者的故意與惡意
「年薪兩百萬的實習生」
以吳音寧對台灣農業史的透徹、對台灣鄉土文學與文化的涉獵
只要讀過這本書，便不可能將她定位為「實習生」
這個詞被創造來詐騙不了解或不願了解她的人
用來貶低30-50歲女性在職場的專業性
彷彿只有禿了頭的中年男性方能擔當此任(也沒人在乎其專業背景吧)
「年薪兩百萬」反映了以資本主義觀點理解此事的人群對工作的概念：
「工作的最基本需求是薪資，也止於薪資」
對吳音寧來說，這薪資卻很可能是實現革命的累贅
試圖以右派觀點來解讀左派人士的動機，很荒謬
從這本書讀者能接觸到重要的台灣鄉土文學作家
能理解台灣農地、農作的演變史
能關注台灣弱勢農民的處境
能淺嚐我們很生疏的左派運動的思維
2016年12月2日 星期五
精神醫學與醫療化
「醫療專業在醫療化的角色已消失，現今推動醫療化的力量是如同消費者般的病人、保險公司、及生技製藥產業。」 - Peter Conrad, 2007年7月
過動症真的存在嗎？我們應把心情低落視為一種疾病嗎?或只是社會無法容忍這樣的個體?
醫療化，指一種把社會問題以醫療的角度檢視並在醫療場域處理的現象，是社會共同建構的結果。做為一個精神科醫師，我很容易想像當那一張張受苦的臉龐第一次來到診間的模樣；當患者從醫院各專科週轉數十次來到精神科診間，得到一個診斷標籤而如釋重負的模樣；以及當他們症狀得到解除而感激的模樣，最是難忘。
但我也不會忽略某些令我們束手無策的患者。那過勞的職場、超長的工時、乏人照料的長輩、壓迫的帳單、令人窒息的教育、難以逃離的婚姻、無法結合的伴侶…。然而做為一個醫師，我們的職業本份，乃是從個體做介入，社會體系的改變，該交給誰？給工作到晚上九點的勞工開安眠藥，給無法結婚的同志朋友做諮商；對個體介入的意義，縱始看來是聊勝於無，卻也是患者眼前唯一的求救管道；因為，這些在社會運動裡最沒有聲音的的一群人，正是最弱勢的一群人。自然有些醫療界的前輩無法滿足於只做這樣聊勝於無的工作，所以踏入了社會運動的領域。
在自由市場化與充斥著財團法人巨頭的醫療體系下，我們該問的，或許已經不是精神科醫生為什麼要治療這些人，而是為什麼社會把這些問題推給了醫療？或許在台灣，生活再如何不濟，我們還有全民健保。社會福利可以拒絕幫忙、教育體系可以拒絕改變、職場老闆可以我行我素，但醫療不能拒絕受苦的人。試圖用面對個體的醫療來解決社會問題，是精神科醫師最無奈的舉措；然而，這種每一日在每個診間裡看來再自然不過的事情，在社會學家的眼裡，成了一種不可思議的情景。可是，以整體社會利用精神醫療的樣貎，去推論個體在精神醫療裡的狀態，難免有犯下生態謬誤之虞。
精神醫療的批評者，總是鏗鏘有力地批評著精神疾病診斷學與治療方法的不精確、不客觀、不夠量化、不夠科學。然而，最為此所苦的，不是精神醫療批評者，卻正是精神醫療工作者，與在使用精神醫療的人們。精神科醫師不是不希望給患者抽一管血液、做一個腦部影像檢查就能正確地診斷；也不可能不期待自己心裡有著百分之百的踏實，患者吃某種藥物最可能有療效。可是在踏入這行時必需有的認知是，我們得做著二十一世紀醫學裡最晦澀艱難的工作，儘管進步緩慢，也總得前仆後繼，才能繼續進展。正在使用精神醫療的人們，也跟隨著我們在這種艱難的處境中奮戰，除此之外，還面臨著幾世紀以來如影隨形的歧視。
精神醫療批評者隱而未言的是，正在使用著精神醫療的人們，若非傻子，不會被這偽科學所欺瞞；若非懶惰，不會不努力自己好起來。然而，使用精神醫療的患者，是整個社會裡最希望自己的疾病能被客觀證實的人。當社會關注了精神醫療被濫用，而且是被各個社會領域濫用的情況時，又是否同時關注了為疾病所苦的人？是否同時試著去了解了成癮者想戒斷又戒不掉的痛苦、憂鬱症如影隨形地暴發的痛苦、脫離現實的恐怖、恐慌發作的無助，而且別忘了，還得忍受批評者的訕笑？
身為一個精神醫療工作者，我的確無法確定現階段的診斷與治療工具有多精確、隨著科學進展它會如何演變、或者在未來人們的眼裡我們有多無知。但我幾乎能肯定會有有勇氣的人持續投入這個領域，受苦的人會繼續存在，批評的聲音也不會停止鞭策我們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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