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醫療專業在醫療化的角色已消失，現今推動醫療化的力量是如同消費者般的病人、保險公司、及生技製藥產業。」 - Peter Conrad, 2007年7月
過動症真的存在嗎？我們應把心情低落視為一種疾病嗎?或只是社會無法容忍這樣的個體?
醫療化，指一種把社會問題以醫療的角度檢視並在醫療場域處理的現象，是社會共同建構的結果。做為一個精神科醫師，我很容易想像當那一張張受苦的臉龐第一次來到診間的模樣；當患者從醫院各專科週轉數十次來到精神科診間，得到一個診斷標籤而如釋重負的模樣；以及當他們症狀得到解除而感激的模樣，最是難忘。
但我也不會忽略某些令我們束手無策的患者。那過勞的職場、超長的工時、乏人照料的長輩、壓迫的帳單、令人窒息的教育、難以逃離的婚姻、無法結合的伴侶…。然而做為一個醫師，我們的職業本份，乃是從個體做介入，社會體系的改變，該交給誰？給工作到晚上九點的勞工開安眠藥，給無法結婚的同志朋友做諮商；對個體介入的意義，縱始看來是聊勝於無，卻也是患者眼前唯一的求救管道；因為，這些在社會運動裡最沒有聲音的的一群人，正是最弱勢的一群人。自然有些醫療界的前輩無法滿足於只做這樣聊勝於無的工作，所以踏入了社會運動的領域。
在自由市場化與充斥著財團法人巨頭的醫療體系下，我們該問的，或許已經不是精神科醫生為什麼要治療這些人，而是為什麼社會把這些問題推給了醫療？或許在台灣，生活再如何不濟，我們還有全民健保。社會福利可以拒絕幫忙、教育體系可以拒絕改變、職場老闆可以我行我素，但醫療不能拒絕受苦的人。試圖用面對個體的醫療來解決社會問題，是精神科醫師最無奈的舉措；然而，這種每一日在每個診間裡看來再自然不過的事情，在社會學家的眼裡，成了一種不可思議的情景。可是，以整體社會利用精神醫療的樣貎，去推論個體在精神醫療裡的狀態，難免有犯下生態謬誤之虞。
精神醫療的批評者，總是鏗鏘有力地批評著精神疾病診斷學與治療方法的不精確、不客觀、不夠量化、不夠科學。然而，最為此所苦的，不是精神醫療批評者，卻正是精神醫療工作者，與在使用精神醫療的人們。精神科醫師不是不希望給患者抽一管血液、做一個腦部影像檢查就能正確地診斷；也不可能不期待自己心裡有著百分之百的踏實，患者吃某種藥物最可能有療效。可是在踏入這行時必需有的認知是，我們得做著二十一世紀醫學裡最晦澀艱難的工作，儘管進步緩慢，也總得前仆後繼，才能繼續進展。正在使用精神醫療的人們，也跟隨著我們在這種艱難的處境中奮戰，除此之外，還面臨著幾世紀以來如影隨形的歧視。
精神醫療批評者隱而未言的是，正在使用著精神醫療的人們，若非傻子，不會被這偽科學所欺瞞；若非懶惰，不會不努力自己好起來。然而，使用精神醫療的患者，是整個社會裡最希望自己的疾病能被客觀證實的人。當社會關注了精神醫療被濫用，而且是被各個社會領域濫用的情況時，又是否同時關注了為疾病所苦的人？是否同時試著去了解了成癮者想戒斷又戒不掉的痛苦、憂鬱症如影隨形地暴發的痛苦、脫離現實的恐怖、恐慌發作的無助，而且別忘了，還得忍受批評者的訕笑？
身為一個精神醫療工作者，我的確無法確定現階段的診斷與治療工具有多精確、隨著科學進展它會如何演變、或者在未來人們的眼裡我們有多無知。但我幾乎能肯定會有有勇氣的人持續投入這個領域，受苦的人會繼續存在，批評的聲音也不會停止鞭策我們進步。